不是不思

忙到抽风，随便码几字，权当减压。

1.关于美好词汇的另一则辅证：一旦某些词汇蒙上了近似宗教的神秘主义色彩，那末它的本义就不甚重要了，直接上升为某种正确。在ZJU，这个词无疑是“求是”。求是书院的往事早已飘荡在风中，无人去寻觅，然这金字招牌“求是”两字却依旧奔波劳碌。校内口碑算不错的学生组织命名为“求是潮”，校内一年一度算是参与度甚高的辩论赛挂上“求是杯”的名号，室友累死累活在帮校党委宣传部做一份新兴宣传杂志，四个字：《求是青年》。

2.关于个人被环境裹挟的另一则辅证：最近在做一出校级演讲赛，主题：“求是人，求是情”。

3.关于贵国未来走向预断的另一则辅证：我还在码这篇东西！

近日，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孙笑侠出走复旦，一时间浙大文科衰败的话题又成为校内热谈。

作为一名浙大文科生，我深深觉得在此问题上应当跳出学科壁垒，长远眼光，深层考虑。在经过一番大约持续5秒的思索后，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校领导关于浙大学科倾斜发展的战略无比正确。

其一，文科的式微绝非浙大一家的问题，乃是当今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现状。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的首要问题乃是解决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所需，那自然，就应当大力发展理工农医等实务学科，传统文科教育自然得靠边站，事有轻重缓急嘛
其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断非口号所能喊成，乃需举校物力之维艰。大兴土木，购置器材，无不需要大量资金。试想，对文科的投入能产生多大的效益？还不如弃置文科，集结全部精力发展工科，日后高投入高回报，才有足够资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其三，文科者，穷经据典，书生之学也。这种东西，想要发展，随便找些码字快的，人头活络的，精通外语的，到时一抄再抄即可了事，干嘛现在花钱去养这帮闲人？而工科的发展则不然，即便照搬，还要担心被人举报，危险太大，还是要老老实实买仪器自己玩儿嘛
其四，我校文科师生向来怨天尤人，不事生产，对和谐浙大的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文科学生，一不进实验室，二不勤做各类习题，整日里就知道看些反动、低俗、小资、淫秽书籍，除了文科mm的某些方面作用，广大文科生对我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方针毫无裨益，不如舍弃

有此四点，我坚定支持浙大目前的学科方针政策，我校正大步前行在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康庄大道上！

南周采访张发财，这个枯瘦枯瘦的东北文中青末了蹦出一句大实话：中国就在历史里转圈，从没有走出去过，我指的是制度。这是第一层，08年连岳老师一篇文感动地众自居保守自由主义者泪流满面，《我们就是体制》，这算是第二层。其实扔掉主义和立场，贵国的酱缸圈圈又岂止制度二词可以解释得了的呢，张发财的话说对了一半，贵国的历史就是转圈，从没有走出去过（当然也包括现时），但绝非单是制度。

洪振快发《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勇气可嘉，文章却着实了了。兴致盎然地引用梁启超、陈独秀们数十年前的论述，除了回味暗合先哲式的自尊，剩下的，也就是自证历史循环的转木马游戏了。瞧瞧贵国的话语人多么低贱！呼喊出“我不爱朝廷”原生态诉求之前还要跳忠字舞般一再抢夺“爱国家”的话语舞台。借用朱大可的二分法，洪振快们的言辞，无论其想表述什么，他的话语表征已将他的国家主义训练暴露无遗。这样的文人，自由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儒生，这些次生态身份又有什么关系呢？国家主义的话语逻辑天然地将其纳之于秩序之内，“爱国家”是最高的原教旨，既然有这近乎圣谕的教条规约，主义、教派的最终导向都是“国家”。通俗点讲，这就是贵国历史所谓的“帝王家族式更迭”，“爱国家不爱朝廷”的旗帜古人未必不曾高举，但结果，也不过改个朝换次代罢了。

既然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那自然的，爱朝廷也不等于爱国家。选择爱国家不爱朝廷得到推崇，为何爱朝廷不爱国家就不能被体谅？这无关乎价值，只取决于道德。道德大棒之下，“不爱国家”是最大的罪孽，利维坦前永远摩肩擦踵着争先恐后的表白者。一旦论辩中的一方站上道德的高点，论辩也就结束了——性放纵是非道德，也便有了聚众淫乱罪——再极端些，红朝太祖不是说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嘛。

先说第一层，不爱国家。在某些自由主义者和极端反社会分子那里，这一宗旨尚不会被竖中指。国家凝结了几乎所有的美好词汇，团结、强盛、民族尊严、悠久历史，甚至自由——在国家主义者眼中，国家自由毋宁比个人自由重要的多。但同时，这些美好词汇的享用绝非免费，恰恰是花费不菲。在古典中国，国家意味着宗族的延展；在现代文明，国家则是领袖捆绑民意的钓饵；但无论宗族还是个人，国家都天然地拒斥异议，而这也是国家的困局所在。对国家的不信任即在于，我无法将我的种种选择交由一些陌生“精英”去打理，即便这些“精英”有把握（何况他们没把握呢）能让我过上更为舒适优渥的生活。

进阶的宣言是“不爱国家爱朝廷”，一个双方向鸡蛋纷飞的立场。如上所述，对国家的热爱必然通向历史循环的泥淖，无论你是否拥趸现时的朝廷。然而，一旦脱离爱国家的前提之后，对朝廷的态度则又是一项全新的命题。在这里，我拒绝政治哲学的先验骄横，转向社会学评析的价值中立。一则来自经验主义的论证：贵国的政治文明革新必然地要求来自上层力量的推动，那又有什么理由去偏信未可知的年轻反抗者而非现有秩序维护团体呢？不恰当的印证来自福尔摩沙，反抗精神象征的绿营上台后毫无行政管理经验，甚至缺乏必备的现代政治道德，从这个意义而言，变革成本无疑是不减反增了。当然，蓝绿的更迭是宪政选举政治必然通向的结果，但却不应当计入通往政治文明的必需成本之中。

1905年，爱满清；1912年，爱逸仙；1915年，爱袁老四；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爱中正，纯粹工具理性地讲，都是合理的政治选择。历史又岂非如此呢？49前的热血青年们，和现时的诸君相比，无非所执主义大旗不一致罢了，一旦以红易蓝，所付出的代价又何止数倍呢？胡适之说什么“少谈些主义，多看看问题”，大致就是这意思了。

末了，还需要补充的是，爱朝廷不像爱姑娘，一定要进入她。国家本虚无，朝廷也终是金銮殿上的一坨枯骨罢了，爱归爱着，平日里该干嘛还是干嘛。按王道乾老先生的译法，尽管你我都无性虐倾向，但“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面容”。

晚上带个姑娘去看黑白重建20周年的开幕，演《赵氏孤儿》。说来惭愧，要不是就前几天跟朋友聊起，我还真不知道这赵氏孤儿讲的是哪一出。对元杂剧基本知之寥寥，所谓燕云气概更是距我路途迢迢，这事先知也罢，不知也罢，看完后还是纳闷：这台上的主儿真的和我隶属一个文化范畴么？

改编后的《赵氏孤儿》戏剧化地凸显了种种冲突：血仇、情义、养恩。程婴的失真在于，即便是在把生命低贱化了的先秦，命运的蹊跷又怎会如此聚焦于一人？当程婴接纳了庄姬的所谓托孤（按黑白设定的台词桥段，我始终不懈地说服身边的姑娘程婴是恋上了庄姬的美色才应允了此托），他的悲剧史诗般命运也就旋即开始。程婴背后的逻辑与价值基准无比清晰——不就是古人所说的一诺千金嘛。然而，当“诺”披上了庄姬赐予的“有情有义”的华美外衣，便再没有人关心起这“诺”的正当性、合理性来。仿若只要应允了，不择手段、不计得失便成了唯一的道义正确，这无疑是可怕的，因为它残忍地要求着“施诺者”人生的每一次决断都无比正确，你无从反悔，反悔即意味着“失信”。

死了快13年（明儿是忌日）的王小波曾在一篇杂文中绍介了一位晚清年间游历贵国的洋人的故事——这个洋人天生的SM狂，在他的眼里，贵国的所有社会现象表征都显得那样得迷人，因为充斥着色欲的SM讯息。一种观点是，SM的泛滥来源于极端的禁欲，那么这位洋大人的发现近乎完全正确。因为从这一维度看，古人的“重诺”便天然地要求人的每一次决断都合乎道义规范合乎情理检验，稍有不慎便将陷入“难以践诺”的深渊。这样的刻板生活无疑是禁欲性的，而程婴和其他所谓“道义者”后继的反人性行为恰恰正是压抑过久后性欲勃发的变态表现——残忍、歇斯底里、不容变通，将生命简单地符号化为某一终极价值的实现。

对程婴的认可便是对古典中国道义观的认可。孟轲谈舍生取义，骂杨朱禽兽，都是极端轻视自我和他者生命的体现。然而，一旦这层反人性价值取向披上道德的华袍，古人的世界便彻底扰乱了。朱熹后来再讲灭人欲，又怎么算得上是开化之功呢，最多算是总结归纳的自然科学研究法罢了。发展到现时，不可避免地和西方价值体系相撞，贵国人便会悄然感叹：社会是何其虚伪呢？

因此，改编后的《赵氏孤儿》中赵武最后的呼喊其宣喻效果是惊人的。赵武反抗的，不仅是血脉深仇和养育之恩的纠葛，更是对所有人对他设定的先定命运的叛离。即便他最终在无限痛苦中手刃了屠岸贾，他的逃离却现代感十足。当然，这和历史现实出入较大，但这却是全剧思想性上唯一出彩的地方。之前一个多小时的剧目无不一致导向了赵武的复仇作为终结，然而在这复仇的过程中，赵武又在哪里？当屠岸贾老态龙钟、行将就木，程婴难道就杀不了他？但所谓道义的规约，则必须回归正统——即使屠岸贾只剩一口气，他的死，也定然得由赵武赐予。人在既定的使命之前，一再地被缩小、异化，最终无道而返地成为“孤儿”。

当然，我无需刻意拔高赵武的颠覆意义，其实，他的反叛与其说是自我的苏醒毋宁直接归为童真的残留。在这里，真正值得赞扬的反到是屠岸贾。春秋纷乱，本无所谓对错；史籍删改，难觅原貌黑白。屠岸贾与赵氏的仇怨，仇杀历世，再去判断道义的善恶本就是“胜利者言”，不可尽信。感动我的，恰是屠岸贾对程婴的最后宣判：程婴！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小人！谁知你竟是个蠢人！此时的屠岸贾，怕是早已看破了俗尘纷扰，能够慷慨面之了：不就是死吗？大丈夫何惧一死，今日我便遂了你愿！如果说命运给赵武和程婴们设定的图腾是复仇，那么之于屠岸贾，他人生最后三十余年的唯一理由便是彻底扳倒赵氏一族。然而，当赵盾驾鹤，赵氏满门为他所杀，屠岸贾蓦然发现，他的生，也随着赵氏的死而终结。当程婴检举公孙时马脚尽露，他又何尝不曾怀疑这程婴之子便是赵氏孤儿呢？不然，磊磊大丈夫，养一卖友求荣的小人之子何为？屠岸贾的最后十六年，他唯独在等待，等待未可知的终结。这有可能是赵氏孤儿的反戈一击，但更有可能屠岸贾还尚存一念：他隐隐地期望着程婴能够跳出道义的桎梏，将这秘密永藏心底。而这美好愿景的路径，通向的，是告别仇恨。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挥别“赵氏孤儿”。

连日奔波，忙着各种体制内的活儿，从一个体制跳到另一个体制，回头想想，我这2年的生活实则的确没有任何大的变化。虽然在体制酱缸内浸淫日久，自认算是还没做过一桩违背原则的事，但既然对体制对那一话语圈充满着不信任，又为何不试着退出呢？装逼点讲，这和私欲无关，事实上除了那平摊到时薪几毛钱的“学生勤工助学补助”，我着实还真没从体制落着多少好处。体制的迷人之处在于，即便你明知香水有毒，这风姿绰约的姑娘依然撩拨地大多数们不可自拔。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分野，天然地嘲笑着一切书斋内的空乏讨论，按古人的意思，这道也要讲，这术也要学，不然谈何经世济民呢？

无疑，S君在这点上和我近乎达成了共识，只是S君的偏好更在于如何在体制内爬升，所谓政治理论，只是他的理论参考系罢了。S君所在的X机构，蜚声在外，若论起体制官僚系数来，在这小小的工科学校内也算峰巅。S君混迹X机构，说起来也是阴差阳错，当年和我一起报名另一口碑稍好之Q机构不幸被刷，转投X机构，浸淫日久，遂成了今日之S君。试想若是当年造化弄人，S君入了Q而非X，今日的S君或许又是另一幅模样呢？未可知也。但无论如何，S君还是成了今日的S君，在X机构春风得意的同时，也顺着体制内的康庄大道稳步前行。

前夜走廊煲电话粥偶遇S君，正是故人良久未见，谈兴正浓。正巧晚间刚带了包中南海点五，烧它几根，就坐楼道里海阔天空起来。S君既身居要职，不免经历了不少故事，也眼见耳闻了诸多故事，囊括总共，朦朦胧胧地叫它个“S君的故事”，想必不差。

照S君的说法，这西子湖畔的一工科职业高等培训学校，过去5年里关乎X机构的种种丑闻，皆是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古老帝国宫廷内帏的党同伐异、结党营私在这坨20来岁本当阳光健全的“党国精英”中得到了完美的再现和演绎。当然，丑闻的发轫并非一定是对手直接所为，恰恰可能是借助了正义民众的愤怒力量（贵国民众最后的自尊便是正义）。想起某newspaper门的正义者，乃是我一相识之法学院善良学姐，听后不禁扼腕。

所以说，也怪不得贵国的政宣部门老是用些“勾结外国”、“敌对势力利用”之类的道德词汇来瓦解群众运动，他们本身生活的便是这样的话语逻辑和话语规范中么。“码头工人哲学家”Eric Hoffer老师在《狂热分子》一书中曾经唠叨道：群众运动的领袖和行动者们，为了达到目的，往往可以不择手段——按他老人家的分析，那是因为他们自居正义，在他们所要达成的终极目标面前，一切小节都是可以被原谅的。所以，一旦对手的丑闻被捅出，他们便像见血的鲨鱼一样不自觉地歇斯底里起来，外加权力的诱惑，一出出闹剧就频仍上演。这个时候，“外面随便找家网吧，rvpn一下，就立马火上浇油了。”实际上，更多时候根本不需要这样的煽风点火，青年的愤怒一旦被激起，再加上那些近乎charisma的著名ID的正义感泛滥，旋即就能搞定对手苦心经营的阵局了。

这个道理，不列颠人用了百多年才明白过来，走上经验主义的保守路径。美利坚人民比较幸运，拜开国元勋之功，就闹腾了次南北战争，宪政路线几乎贯穿始终。反坐标轴的例子当首推法兰西，1789年到现在，还没彻底走出大民主的梦魇呢。放到贵国的实际上来，当年孙逸仙冲冠一怒为约法，挥师北伐，按唐德刚他们那一批寓居海外的史家的说法，算是彻底坏了民国宪政议会斗争的规约，步上了“革命”式群众运动的不归路。这群众运动就像处子之身，一旦破了，“尝了那姑娘的味道”，便禁乎之难了。每见有人以“红衫军”、台湾议会斗仗来讽刺诽谤，便不禁哑然失笑，一则这本身便不合乎宪政民主的狭义范畴，二则这和当年那些“狂热分子”比起来，真不知已文明多少倍了呢。当年民国初立，议会内的石砚都是用铁钉牢牢固在桌子上的。此举为何？担心议员君子们一言不合，抬手便扔之故也。

杭州的文化遗存就像杭州的姑娘，风情万种、淡妆浓抹总相宜，但却总让人觉得“这样的天生丽质本不该就止于此”的感觉。漫步于老杭城，几乎每走一步都能踏出个典故来，但时至今日，杭州的旅游却依旧靠着山水风景游的名号招徕过往。

郁达夫在大学路场官弄的老房子即是一例，好端端一栋不逊硖石徐志摩屋的房子敲开门来竟被告知故居已被政府出租给某公司做行政办公之用。一是可笑王国平治后的杭州地产经济已琐细到了这般地步，再者你即便不专人维护也便罢了，为何又使这些粗人随意冒犯？几步路外是浙图大学路馆区，也是保存完好的标本进行时罢了。

但你说杭州这姑娘全然不顾提升自身内涵，又难免有失偏颇。出了大学路，绕过老浙大，不远便是庆春门。市府修缮后立了座“杭州古城墙陈列馆”，也算功德一件。但内设的漆木浮雕竟尽是些乾隆下江南之类，正应了那句“帝王家族史”的谶语。所以说，姑娘们平日里看些《瑞丽》、《伊人》、《风尚》什么的，本也无可厚非，气质美女的打造，还真是门学问呢。

一个不知真假的消息：贵国的武装工具——“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更名为“中国陆军”、“中国海军”流。看似平淡的更名背后投射出巨大的历史反讽：60年后的大陆，再度被一支简称为“国军”的武装所支撑，若当年主义相争的浙佬湘民们泉下有知，真当不知如何去想。

名之于贵国，至贵至重。按孔仲尼先生的说法，那便是万端之始——“必也正名乎”，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若没了名的支撑，各种主义各种噱头也便没了由头，丧失了正当性也。胡适之曾撰过一篇文，大意乃指贵国的文化者，宗教者，其实然不外乎“名”之一字，映射入生活诸细，则表现为各种“为尊者讳”式的名教崇拜。这层分析其实很有意思，然可惜贵国社会学研究红朝立鼎后便为之不昌，1980年代费孝通老爷子归国重建此学后又流为译介中转之学，后世也便关注寥寥了。贵国社会学，沦落到今日，竟锱铢于“法学学士”、“管理学学士”之辩，乃为何不自开一“天朝社会学”呢？

名的反攻断非狭义至开篇戏言之“国军反攻”云云，细究今日贵国政坛种种，哪一言哪一派又能逃脱得出名的桎梏呢？想诸自居民间喉舌者，嚷嚷乎“民主”，其真爱民主邪？其真知民主邪？吾人固以为断非全盘皆开后世之圣哲也。盖西人所观，民主向指乃是权力之制约，然今人贵民所吁之民主，实则无权者向有权者、少权者向多权者，讨价还价也。其所关心，非为政制民主邪，专制邪，实为掌中所握权柄长短尺寸，为己所用也。假授以专制之大权，其仍坚贞糟糠民主老妻乎？本无民主之良知，高抗民主之大旗，何也？民主之“名”香艳可口耳，西人所言“美好词汇（beauty words）”，此之谓也。

此论难以服人，一则犯了贵民不喜冒犯之语的心结，二是难免被曲解为贵国政府所宣扬之“一切的背后都是利益”的变态唯物观。但沧海桑田，名实则亦为虚也甚，不见今日“解放军”改叫“国军”乎？群氓的健忘、虚荣，偏偏造就了名的大昌，极端点讲，北高丽亦自呼“民主国”呢，屁民偏好这口，言语人（man of words）们又焉能不投其所好？

艺术天然地与童真相关联——美院南山校区一墙之隔便是一所小学，而附近不远处又是杭城文化的精神底脉钱王祠。这样独特的文化坐标宣喻着一个不争的现实：甭看你们可以伪艺术假童真闹疯癫，都在我威权的眼皮底下呢。

之江重又翻修中，名不符实的“经济学馆”里被占领似地充溢着建筑材料独特的气息。红楼的路却不好找，谅人去楼也空空，又几经刀斧，不访也罢，不访也罢。

下半日3点50之江有校车，然只行至玉泉、西溪，迟4点20西溪校车一步。遂兜兜转转，竟偶搭院团支书之车返紫金港，相谈甚欢，是为昨日一记。

西洋所谓“愚人节”者，倒一日无事。